“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孟子》，本为修身之道，用于国家层面，同样揭示了一条发展逻辑——从有余到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家分类实践也提供了印证，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只是“发达国家”的表层指标，真正构成“发达”内涵的，是结构是否稳固、制度是否透明、社会是否包容、创新是否持久。
财富水平可以衡量一个国家有多富裕，而文明能力才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有多发达。这一点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体现得尤为清晰。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底线稳固、上限打开”的新阶段。底线强调安全、稳定、韧性，重在托住14亿人口的基本生活、就业和预期，上限指向科技创新、制度完善、社会进步，重在抬升潜在增速、开放能力与文明辐射。其内在支撑，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是“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同向发力。经济要有足够的承载力，社会要有足够的包容度，文明要有足够的温度，一个国家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达到“发达”的层级。
什么是发达？富裕不等于发达
高收入国家并不一定是发达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厘清“中等发达国家”的真正内涵，是理解未来十年中国发展方向的基础前提。从数量目标看，人均GDP接近或达到2万美元，是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重要起点，对应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需保持年均约4.2%的增速。然而，仅凭收入并不足以界定发达程度。
观察IMF的国家分类体系可以发现，尽管许多经济体已跻身高收入行列，却未能进入IMF认定的“发达经济体”范围。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明确指出，该分类并非依据单一量化门槛，而是综合评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程度、制度体系的成熟度、社会基础的普及性以及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度。换言之，收入水平只是观察起点，结构成熟、制度可靠、社会包容与创新持续才是判断核心，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高收入国家依然停留在“富裕但未发达”的阶段。
从经济结构来看，IMF指出如果一个经济体出口高度集中，即便人均GDP可观，也难以满足“发达经济体”的要求。资源型国家往往依赖单一大宗商品，产业链条较短，抗外部冲击能力较弱，对全球价格波动高度敏感，难以在跨周期竞争中形成稳定优势。
制度质量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政策透明度、法治水平、治理能力、行政体系的稳定程度以及政策执行的一致性，共同构成支撑长期增长的制度基础。一些高收入经济体在这一维度存在明显短板。
社会运行的包容度也是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现代经济体系需要广泛社会参与和普遍可及的公共服务，例如公共教育、基础医疗、无障碍环境、就业流动渠道以及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切实保障，共同塑造社会文明的广度与温度。
最后，创新能力决定一个经济体在科技创新周期中的位置。发达经济体通常拥有持续稳定的科研投入、较高水平的人才储备、顺畅的科技转化机制以及与之匹配的制度环境。
当前，在第四次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竞争加速演进，技术扩散、产业升级和创新能力，也正成为区分“高收入国家”与“发达经济体”的关键变量。
什么是中等？中等不等于中间
“中等”并不指向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而是一个具有明确结构特征、能力门槛与文明定位的发展阶段。基于横向比较，“中等”意味着一个国家在经济规模、产业体系、制度成熟度和社会文明能力等方面，已经摆脱初级发展阶段的脆弱性，具备基本稳定与普遍可及的现代制度安排，同时处于可以向更高水平发达迈进的上升通道。
从结构角度看，“中等”意味着经济体系已具备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与产业体系，既有跨周期运行的韧性，又在向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服务业不断延伸。
从制度角度看，“中等”反映出治理体系已经构建起基本透明、相对稳定的规则框架，宏观政策具备一定的前瞻性与连续性，公共治理的精细化程度与效力正在逐步提高。
从社会角度看，“中等”体现为教育、医疗、社保和公共服务覆盖大多数人口，社会流动渠道基本畅通，但在公平性、可及性与服务质量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从文明角度看，“中等”意味着精神文明建设、公共理性培育、文化创新能力已有显著进展。
从国际功能看，“中等”代表国家已经可以在区域和全球层面提供一定公共产品，但系统化的全球公共品供给能力尚需进一步强化。
由此可见，“中等”是一种阶段性能力的写照。进入“中等发达”阶段，意味着发展底盘已基本筑牢，但文明能力、科技实力与治理水平仍有可以提升的空间。
中国如何走向中等发达国家
在“全球—时间”坐标中审视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试图回答一个比“如何变得更富裕”更深层的问题——如何在一个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差异显著、历史积淀独特的国家内部，构建一种持续、稳健、普惠的现代文明形态。
“底线稳固、上限打开”构成了这一问题的核心逻辑。底线是文明秩序、安全稳定与基本生活的长期可守，上限通过创新、改革、开放与文明建设，不断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发展质量。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五大特征，正是这一逻辑在结构、制度、社会与文明维度上的展开。
第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广覆盖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约束，也是最独特的优势。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需要构建普惠的公共服务体系，而在中国这一人口和地域尺度上，公共服务的均衡供给、城乡差异的逐步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推进，都被放大为全球罕见的治理命题。人口规模、地理格局、城乡结构与区域发展水平叠加，使得现代化必须在高度复杂的内部结构中保持整体推进。无论是大城市群的治理与更新，还是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的供给，抑或是跨区域人口流动的制度安排，都需要纳入统一的现代化框架。覆盖面有多广，现代化厚度就有多深，中国能否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广覆盖能力能否真正落地。
第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增长成果如何在社会内部扩散，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形成长期稳定结构的关键。共同富裕强调通过制度化安排提升人力资本、优化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社会流动性，使经济增长的红利能在更广泛人群中实现累积。技术变革加速、人口老龄化加深、城乡空间重构等因素叠加，使得分配结构面临新的挑战。能否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形成兼具效率与公平的分配格局，关系到社会稳定，也关系到消费潜力挖掘、创新活力培育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第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基础提供底气，精神文明塑造气质。微观层面，收入提升改善了个体生活条件。宏观层面，精神文明、公共理性、社会信任与价值体系决定社会的运转质量。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推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完善；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建设、教育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文明实践活动，增强社会的内在凝聚力。
第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方式能否转向可再生、可持续，已经成为判定一个国家能否保持竞争力的重要维度。中国式现代化将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和低碳发展上升为长期战略任务，通过“双碳”引导能源、产业和技术结构的深度调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完善、城市更新与存量优化的推进、绿色技术与绿色产业的扩展，为经济增长更新了边界条件。这一发展路径注重代际平衡，使现代化进程在代际维度上具备可持续性，在资源维度上具备可承受性。
第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和平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原则，也是维护内部稳定预期的重要条件。在“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通过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制度性开放、参与全球治理，为自身发展争取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际关系、稳健的宏观政策框架和可预期的发展路径，为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长期参与提供支撑。
综合而言，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中等发达”不仅标志着基本走出了“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更代表着底线更加稳固、上限不断拓展。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国既要守住“独善其身”的安全与稳定，也要逐步具备“兼济天下”的能力与担当，从有余走向有为。正因如此，中等发达国家的定位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梯。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婕系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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